都市化效应
扩大贫富悬殊差距

“劏房”都错了吗？请对正焦点，好吗？

2010年9月25日，政府公布经济转型计划(ETP)，要把吉隆坡直辖区和雪兰莪州打造成总面积达2793平方公里的“大吉隆坡”。

当时，该计划希望创造3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，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，但其中一项指标就是把当时约500万人口的区域，推向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。

13年过去，根据大马统计局今年7月31日所发布的数据，我国总人口已达3340万，其中大吉隆坡地区的人口有920万。

都市化效应，促进了经济活动，虽然带来了繁荣，却也扩大了贫富悬殊的差距。

大城市里不缺时髦的购物商城，也不缺高收入的高技能工作岗位，但别忘了，社会还是很需要靠劳力劳作的基层劳力。偏偏，靠劳动力赚钱的蓝领阶层，往往是高度资本主义下的牺牲品。

大量人口因都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，纷纷离乡背井，入驻都市。

然而，城市地区土地的稀缺，引发一系列的房价上涨。

国家产业资讯中心（NAPIC）数据显示，我国房价过去10年（2012年至2021年）平均升值了60.2%。房子越来越贵，居住成本越来越高。

收入追不上房价

不过，觅职网站就业坊（JobStreet）发布的本年度薪资指南报告却显示，过去10年，约97%招聘工作岗位的薪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。

社会新鲜人、蓝领阶层及B40群体的收入，远远追不上过去10年房价的60%涨幅，可负担房屋顿时需求殷切，但这类住宿却供不应求，“房中房”更逐渐变成了首选。

“劏房”租金低廉受青睐

“房中房”最原本的意思，是指住家的“房间”中有另一個“房间”，形成“房中有房”。

“劏房”这词出自香港，“劏”是指房子被分割成许多个别的小房间，如同宰杀“劏猪”分件，故“劏”带有贬义。

多数“劏房”就是把一间房子划分，间隔成多个独立的房间，再转租多名租户，从中获利。

“劏房”内部空间不大，没独立的厕所与厨房，安置卧床与桌面后，几乎就到顶了。

然而，因为租金低廉，“劏房”成为草根阶层或低收入群体在都市的居住选项，需求很大。

这类房源普遍的密集区域，都是离不开外劳集中区、高等学府密集区域，或通勤便利（地铁）的区域。

“劏房”出现的主要原因，离不开房屋售价和租金都偏高，导致供需不平衡。

“劏房”的租户类型:

第一类：社会新鲜人和学生。他们需要居住空间，但口袋“羞涩”。

第二类：蓝领阶层。他们是社会基层，收入微薄，贷款违约率高，难以获得房贷，加上都市生活费高，是长期的“租”户。

第三类：外劳。他们收入偏低，加上短期工作签证，一般上集中蜗居在城市中的城市贫民窟。

84%租客是年轻人

上月15日，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突击雪隆区域的“劏房”，并向业主发出严厉警告，促请业主尽快将房子恢复原状，不然该部将依法采取行动对付。

“劏房”不符合消拯局防火措施，空间拥挤，缺乏通风排气口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然而，正因为一般房间租金太贵，城市中收入偏低的群体退而求其次，转为租住在“劏房”。

iBilik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房间租客当中，高达84.2%是年龄介于20至34岁者，尤其是从外地来到城市生活的打工族，很多时候根本无法负担整间屋子的租金。

其中，83.7%房客寻求租金低于600令吉的房间，因此，“劏房”就成了优先选择。

笔者写这篇文章，不是支持“劏房”，而是要呼吁官方机构，特别是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，基于安全隐患，禁止“劏房”确实势在必行，但我更希望，官方可正视房源供需失衡的问题。

请把心思用在：

1）如何有效的管制或监管；

2）如何平衡市场的房源供需；

3）如何协助市场平衡房价。

如果有得选择，没有人会喜欢蜗居在通风差、高密度（异常拥挤）的“房中房”。

如果当局没有很好的替代方案，强行禁止（虽然合法）将衍生社会问题，而这些问题通常也离不开地政部的管辖范围，请尽快成立专案小组，并草拟可行的解决方案。

法令限每350立方尺住一人

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（171法令）第79条文，“拥挤房屋”的定义是房屋或房间的限制为每350立方尺住有一名成人，10岁以上或是2名10岁以下的孩童即当作一名成人计算。

该法令第78条文也阐明，一旦罪成，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，或两者兼施，以及在罪成后罪行持续的每天额外罚款不超过100令吉。